当前，我国面临两个突出的社会趋势：人口老龄化和数字化进程加速。2010年至2024年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从1.78亿上升至3.103亿，占总人口比例由13.26%提升至22%。同期（2013年至2024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占网民总数的比例也从1.9%攀升至14.1%。在数字技术深度重塑社会关系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老年人的数字化程度是否通过其对社会结构的感知影响个人心理健康？
数据来源和核心指标统计
本研究以60至90岁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实证数据来自2010年、2015年、2018年和2021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该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调查经过分层多阶段抽样，抽样地区涵盖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具有全国代表性。实证样本总量为13494人，其中2010年样本量为2675，2015年为3490，2018年为4542，2021年为2787。样本中女性占50%。初老龄（60—69周岁）老年人占56.4%，中龄（70—79周岁）老年人占32.3%，高龄（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11.29%。
互联网使用频率：互联网用户占比从2010年到2021年整体显著上升，在30岁到60岁年龄段群体中尤其明显，而60—90岁年龄段网络用户占比相对较低，十年内涨幅较小。
网络信息化程度：此变量主要度量老年人信息智能化的程度，反映个人通过使用互联网接触、访问或接收数字信息的程度。在问卷中，受访者被询问主要依靠哪种媒介作为信息的主要渠道。2010年到2021年，60岁到90岁的老年群体中，主要依靠互联网获取信息的比例由1.32%上升到21.3%。整体而言，老年群体的数字化程度相对较低，当前代际数字鸿沟依然显著存在。
社会公平感：该变量为有序变量，反映受访者对社会整体公平程度的主观判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福利改善，各年龄段的受访者所持社会公平感皆有显著上升。十年间，60岁到90岁老年群体包容性最强，社会公平感水平较高，但涨幅最小。信任社会公正对社会公平的认同，是对社会结构现状的感知、，也是个体为了适应社会环境而发展出的心理调节本能机制，也更是老年人选择补偿性优化决策的体现。
社会政治参与：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社会参与涵盖经济、政治、宗教及闲暇活动等多维度。本文选取与社会公平感相关性较强的基层民主政治参与（即正式的社会参与）作为变量。在整个人口结构中，60岁到90岁的老年人参与区委会或村委会的选举投票比例最高，高龄老年群体波动与初老老年群体有所差异，前者组内差异更为显著。60—69岁初老群体政治参与呈现上升趋势，80—90岁高龄老年群体则相反。
抑郁水平：从2010年到2021年，各年龄段抑郁程度均下降。老年人群体下降幅度最为明显，但横向比较，老年人口较其他年龄层的抑郁水平更高。如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健康行为计划（2013—2020）报告所示，老年人是心理健康风险高危人群，需要社会长期关注与关怀。
此外，为了准确地测量变量间的关系，本研究控制了一系列人口特征和经济变量：性别、居住地、社会经济地位、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网络信息化程度与老年人心理健康有何关系？研究显示，老年人网络信息化程度与其抑郁症状频率呈显著负相关。互联网使用主要有信息、娱乐、学习、商业等用途，作为其中之一的网络信息功能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改善作用自然受限。
此外，年龄、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与受访者抑郁水平显著负相关；女性、农村和单身老年群体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男性、城市和有配偶的老年人。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技术使用、社会公平感以及社会参与程度均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数字技术的应用可能间接减弱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性，进而对其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在样本中，80岁到90岁的高龄老年群体占比11.29%，共1524位受访者。互联网使用频率会影响高龄老年健康群体心理健康吗？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频率与其抑郁水平负相关关系不再显著。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高龄老年群体互联网用户占比相对较低，另一方面高龄老年群体的信息来源主要是电视和报纸，其互联网使用多集中于娱乐功能或是生活必需的商业服务。
基于上述发现，为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我们需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的同时，着力阻断其影响心理健康的消极路径。这一研究结果也凸显了在研究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关系时，必须考虑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关键作用。本研究为聚焦于新媒介如何通过影响老年群体微观层面因素（如，个体的行为与个体维度上的心理感知）进而作用于其健康水平的现有文献提供了补充与拓展。理解社会层面结构性因素与个体层面“健康老龄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至关重要。
数智时代促进积极老龄化的路径与建议
随着社会老龄化和信息化程度加深，尽管老年人相较于年轻人对环境更宽容，且对社会公平感知更加正面，但爆炸式增长、质量参差不齐的信息媒介的介入，叠加算法驱动下的信息茧房效应，仍对其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建议公共部门需要在信息管理中发挥作用，帮助老年人获取更加公正和全面的信息，从而促使其形成积极的社会公平感知，进而改善其心理健康。具体措施包括：一是通过优化城乡资源分配、均衡医疗和养老资源配置等方式，提升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二是强化信息传播引导，减少负面信息和夸大矛盾的信息的传播，如利用社区传播和电视节目传递老年人关心的公平政策和积极案例；三是通过建立社区活动平台，增强老年人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如通过基层选举和社区组织的互动，强化其对社会的信任感。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老年人形成更高的社会公平感，也为改善其心理健康提供了新的途径，从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信息技术在老年群体的不断普及，这一弱化的负面影响也有可能会不断增强。因此，我们的研究指出，理解互联网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双重影响至关重要。既要看到互联网信息融入社会的积极作用，也要注意其给社会认知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高龄老年群体与初老群体相比，互联网使用频率特别低，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推动其带来心理益处。同时，社会公平感的塑造与提升对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尤其重要。
基于此探讨，为帮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社会，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应加强老年人对互联网认知的教育，着重提升其社会参与和信息获取能力；鼓励其利用互联网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以提升社会参与度；关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及时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开发适老化互联网内容和服务，如健康信息和娱乐活动，以提升其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促进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提升其生活质量。
（作者：周冬，上海交通大学文创学院副教授；孔凡康，上海交大媒体与传播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硕士研究生；徐禕，上海交通大学文创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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