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一位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参与了北伐战争及八一南昌起义的壮举。他辗转于井冈山及湘赣根据地，历任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参谋长、师长、军长等要职。作为红军的杰出指挥官，他屡次率领部队投身于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的激战，历经无数次浴血奋战，身负多处伤疤，并英勇参与了长征之旅。
萧克将军革命生涯深厚，经历亦颇为丰富。共和国众多高级将领，皆与他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彼此间熟悉相知，性格与习惯了如指掌。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与两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共事数载，亲身经历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记忆力超群，酷爱写作，晚年时，便将那些故事与感慨，收录于《萧克回忆录》之中。世人得以透过他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客观公正地审视彭德怀与林彪的功过得失。
彭德怀智勇忠诚。
1928年12月，萧克与彭德怀初次相遇。彼时，彭德怀及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历经重重围困，终于成功突围，抵达井冈山与红四军胜利会师。萧克身为红四军营的党代表，正于井冈山的新城一地，积极组织战友们排练节目，搭建舞台，张贴标语，为即将到来的欢迎红五军新战友的大会做着充分的准备。
萧克回忆，当时陈毅还写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在新城，演新剧，迎接新同志，击败新军阀。”而萧克却对下联记忆模糊。这上联构思巧妙，以四个“新”字巧妙地勾勒出当时的形势与使命。联欢会举办得颇为圆满，萧克聆听彭德怀铿锵有力的演讲，深感其军人风范。
红五军进驻山区，敌军“围剿”的传闻愈发密集。井冈山地形险峻，固守易，攻取难。红军指挥部计划将红五军留驻山上，以守为攻，而红四军则由毛泽东、朱德指挥主力部队下山，主动出击，诱敌上山，以便将其围歼。
彭德怀深谙“两军对垒，智者胜”的兵法精髓。他登山后便四处游走，细致观察地形，与当地百姓交谈，积极进行调查研究，将山间道路的状况掌握得清清楚楚，为部署兵力做好了充分准备。
指挥部开会研究兵力部署时，部分同志认为红五军留6个连就可以守住井冈山阵地。彭德怀不同意，他认为“这样不行，兵力不够”。大家说：“红五军六个连加上当地武装力量，难道还不够吗？”
一些同志信心满满地断言：“井冈山上仅有五条路径，五个哨口均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只需各部署一个连队，便能确保其安全无忧！”
彭德怀坚定地表示：“你们误会了，通往井冈山的路径并非仅有五条，实则多达九条。”随后，他逐一详细地列举了这些路径。
往昔，老一辈人在井冈山区居住近岁，竟未察觉此地有九条路径，就连被誉为“山中之王”的王佐亦不知情，听闻此事后，无不为之震惊。
彭德怀在攀登井冈山途中，已对通往山上的每一条路径进行了详尽调查。因此，他在发表意见时显得条理清晰，论据充分，极具说服力。众人迅速达成共识，一致赞同他所提出的兵力部署计划。
散会后，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激动地宣布：“彭德怀将军非同凡响，真是一位杰出的军长！”
何挺颖在井冈山部队的观察精准，威望颇高，赢得了广泛的信任。他对新加入的彭德怀十分敬佩，高度评价其为一位出色的军长，这使得全体人员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在四周笼罩着白色恐怖的氛围中，每一位优秀军长的到来都是一种鼓舞，怎能不让人感到喜悦呢？！
此段摘自萧克的回忆录，描绘了他初次在井冈山上与彭德怀相见时的深刻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围剿”战役的频繁发生，萧克对这位同乡、战友的指挥艺术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他的印象也日渐深刻。他深信，彭德怀是一位智勇双全、对党忠诚的军事英才。
萧克
与彭德怀感情生隙
1950年春，萧克受命组建解放军军训部，肩负着编制全军军事训练方案、编纂军队条令法规、筹备成立陆军大学等多项重要任务。
肩负中央军委重任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委派萧克拟定详细方案，并提交聂荣臻进行审批。
历经萧克五个月的精心筹备，1950年9月，军训部正式宣告成立。紧接着，萧克便着手组织专业团队，致力于搜集并翻译苏军的条令与条例。同时，他指示大家广泛查阅各国的军事文献资料，作为参考依据（主要参照苏军条令），并结合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军队管理经验，以及自身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迅速完成了解放军三大条令的初步草案，并上报中共中央进行审阅。
周恩来在接获萧克呈报的三大条令后，立刻指派刘伯承负责审阅。
1951年二月末，彭德怀自朝鲜战场返国，萧克呈上数份条令草案。萧克提议：“我方已草拟完成条令，能否从华北军区调遣一支连队，以供您审阅演示？”彭德怀应允道：“此事可行。”
随后，萧克自华北军区调来一支连队，依照条令要求，从立正、稍息直至连队队列动作，逐一进行演练。短短两个小时，便将条令的核心内容悉数展示。彭德怀目睹此景，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赞许道：“好，就这样进行！”
1955年春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训练总监部正式设立，其主要职能为全面统筹军队的军事训练工作，当时该部门的首任部长一职由刘伯承同志担任。鉴于刘伯承部长当时正在南京军事学院主持要职，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遂临时代理这一要职。
1957年岁末，叶剑英先生因投身于军事学院的筹备事务，中央政府决定委派萧克同志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及党委书记之职。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始终以苏军为榜样，众多苏联顾问及专家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提供支持与协助，推动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显著进步。然而，在强调借鉴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学习过程中亦暴露出若干问题。
1956年6月，中央号召学习5个文件。学习文件过程中，大家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苏联经验的情况和问题，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问题是前进中的支流，也是能很快纠正的。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是主要倾向。起先，大家并没有把反教条主义作为中心议题。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也说：“军事工作中确实借鉴了一些教条，但建军的基本原则我们始终坚持，尚不能称之为教条主义。”鉴于此，众人并未将反教条主义作为讨论的重点。
然而，自那时起，北京军事机关内反教条主义的氛围日渐浓郁。在一场会议中，萧克聆听了彭德怀所发表的言论：“此刻，有些话语我选择缄默，原因在于我出身贫寒，未曾受过高等教育，并非学术界的权威；同时，我亦非资历深厚的老党员，既非南昌起义的参与者，亦非秋收起义的战士；若论党龄，我亦难以与旁人相较。”他续道：“训总撤销了我的国防部长的职务，使我无法踏入训总的大门；而南京军事学院，既有土生土长的专家，又有享有盛誉的军事权威，我自感不敢涉足。”彭德怀情绪激昂，言辞含蓄，令萧克深受触动。
1958年5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军委扩大会开了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随后，毛泽东又发出新指示，军委扩大会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新指示进一步扩大范围，而且转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讲话说：
现今校园中情形颇为奇异，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鲜有提及，取而代之的是对“十大打击”的过分强调。尽管我们自身经历了无数次打击，却未得到相应的重视……不禁要问，军事学院与训练总监部究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应是行动的指南，然而他们却将马克思、列宁的言论视为僵化的教条，对此我们只能批评他们的教条主义倾向。
毛泽东结尾不适当地评价了刘伯承。
刘伯承和陈毅
鉴于主持会议者向毛泽东汇报，称萧克抗拒反教条主义运动，且拒绝进行自我批评，毛泽东便回应道：萧克是坏人和资产阶级。
随后，军委扩大会议的氛围逐渐热烈，采纳了诸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多种形式，对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进行了严厉批判。在会议过程中，萧克、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将领的名字先后被提及。至于刘伯承，他的事迹和贡献在此次会议中亦被广泛讨论。
更令人痛心的是，彼时刘伯承身患重疾，眼压偏高，正远在外地接受治疗。然而，他接到会议通知后，不顾自身健康状况，毅然决然地冒着失明的风险，带病前来参会。在台上，他依靠他人搀扶，进行了一次坦诚的检讨。他的检讨既实事求是地陈述了情况，又不乏发自内心的自我批评。这不仅仅是因为外界压力，更重要的是，他急于平息此事，以保护众多同志。
随后，总政治部派遣工作组参与运动。部分总政领导人开始赞同彭德怀的见解，他们支持“训练总监部沦为教条主义的指挥中心”、“军事学院成为教条主义的堡垒”的观点。由此，运动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萧克对此持有不同意见。在他看来，军队的训练方针业已通过军委的严格审订与批准，且该方针乃叶剑英元帅所提议，并由军委正式予以颁布。彭德怀等人的观点，透露出他们的立场与见解。然而，那时的党内生活极为异常，民主早已荡然无存。有人宣称，“共同条令”乃是对党的背叛、对中央的挑战，是对军委及其正确路线的反抗，意图颠覆我军的根本面貌。萧克等人被迫置身于审判席前，遭受批斗，他们失去了表达自己观点的基本权利。
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议中辩称：“此共同条令业已彭老总修订，并经毛主席首肯。”言犹在耳，便遭众人推搡并扭送，随即被当场拘押。
萧克回忆录中提及：“这实乃我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在党的各级会议中未曾目睹之情景，令我既感震惊，亦觉痛心。更为令我难以容忍的是，他们竟逼迫我承认反党的指控……数十载岁月里，我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个人安危，置生死于不顾……纵然在工作中犯过诸多错误与缺点，我也绝不会背离党的立场。”
萧克握毛手。
陈云倡议为彭德怀恢复名誉，萧克率先表达了支持之意。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持续召开，自五月至八月，长达四个月的批斗持续不断，高压政策迫使萧克进行自我检讨。那段时日，他常夜不能寐，仰望天花板直至黎明的曙光。他不止一次地向大家表达：“我是在革命最为艰难的关头加入党组织的，自那一刻起，我便立下誓言，终身坚守党的立场。”
萧克时常连夜晚也无法安眠，身心俱疲，加之精神压力巨大，心中的怨气郁积成疾。某次，怀仁堂会议的批斗活动结束后，萧克从礼堂返回办公室，虽路程不长，然而行至中途，他突然感到胸口剧痛，遂蹲在路边，大口吐血。回到家后，他仍旧反复呕吐。医生见到此状，感到不忍，便将满是鲜血的痰盂展示给相关人员。然而，他们非但未施以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动分子，对其立场产生了质疑。
在万般无奈之中，萧克不得不违心地进行检讨，唯有如此，方能顺利通过审查。记得有一次，在一场会议上，萧克与彭德怀邂逅，彭德怀评价道：“你这人颇有几分耐战之姿。”不知其言究竟是对是错，是赞许还是讽刺。
国防部长彭德怀
1958年秋，彭德怀领衔主持军委会议，审议萧克同志错误问题的处理决定。萧克心中有所不服，即便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等资深将领并未明确表态，决议仍旧得以顺利通过。
195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转发总政治部提交的《关于萧克同志领导下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及其反党宗派集团活动的详细报告》。萧克及其它众多军队高层干部不幸被诬陷为“反党分子”。随后，萧克被从军队调职，赴农垦部担任副部长一职。
1959年，彭德怀因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同志致信，如实汇报农村现状，遭受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指责，随之，他被剥夺了国防部长等要职。随后，军委扩大会议亦对他进行了批判。会议的规模、人数以及形式，与当年针对萧克的批斗场合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此次会议由新任国防部长林彪主持，取代了彭德怀的位置，而批斗的对象也从萧克变为了彭德怀。整个批斗过程火力十足，气氛紧张。
此刻的情景，让萧克的情绪变得极为矛盾。一方面，对彭德怀的批斗让萧克心中郁积了不满之气；另一方面，他深感痛惜于党内阶级斗争的混乱无序，不讲道理，混淆黑白，将众多支持他、理解他的同志们，荒谬地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资产阶级军事俱乐部”等无端的罪名，遭受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压，如此循环往复。这一切，让萧克深感痛心。
彭德怀在被免职之后，深刻反思了自己过往的“左”倾错误，内心充满了悔意。“1958年的那件事，让各位同志承受了诸多苦难，对此我深感愧疚，向你们致以诚挚的歉意！”
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波折之后，当萧克听闻这番肺腑之言，他内心激荡不已，由衷地感叹：“彭老总确实当之无愧为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品行光明，心地坦荡。他既在自省其过，亦是对党内斗争这一问题的深刻反思，彰显了一位老革命家的深邃见解。”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拨乱反正，陈云力主为彭德怀恢复名誉，彻底消除其冤屈，并建议将他的骨灰安葬于八宝山。对此，萧克是首位表示赞同的人。
当时，众人对这一现象感到惊愕，然而萧克却坚持认为，面对任何问题，都应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无论彭德怀过去如何对待自己，庐山会议对他进行“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以及“文革”期间对他施加的致命打击，这些都不过是党内“左”倾错误所导致的冤屈。冤案应昭雪。
萧克
林彪有两个缺点。
萧克与林彪相识已久。
我对他的了解颇深。自井冈山时期开始，我便担任连长、营长乃至纵队司令，而他在这些职位上始终是我的直接上司。此外，我亦曾两度担任他的参谋长。首度是在1929年，彼时他担任红四军纵队司令员，同年秋季，我被任命为纵队参谋长；次度则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南征中南，他出任四野司令员，我再次担任了将近一年的参谋长之职。
有人传言林彪曾点名要求我，然而我对此并不确知。及至我被调往北京任职，又有说法称是被林彪排挤所致，对此我也保持模糊。总之，一切皆遵循军委的指示，我一向坚信，任何职位的变动皆出自党中央的安排。我的性格便是为党的事业而奋斗，不屑于被个人意志所左右。
在挺进中南的征途中，我与林彪的协作堪称默契。他在工作与业务上对我深信不疑，尽管我们偶有分歧，总体而言，我们的关系一直融洽。
1950年春日，我于汉口接到任命为军委训练部部长的通知。林彪夫妇曾在东湖公园设宴为我与内人送行。林彪平日里言辞不多，情感流露甚少。然而，那天他却发表了数句勉励之词，从他的话语中可见，我们二人在军事领域的合作相当默契，林彪对我似乎颇为满意。
萧克评价：
在林彪仍身处革命行列之际，我对他政治态度的积极和军事指挥的天赋印象深刻。然而，我也察觉到他身上存在两个不足之处：首先，他过于自尊自大；其次，他不易接纳他人，性格上偏向于沉默寡言，深藏不露。
在1949年挺进中南的征途中，我目睹了他根深蒂固的顽疾——那是一种过度的自尊。
彼时，他身为四野司令员，巧妙指挥我军集中优势兵力，针对敌人薄弱环节，对驻守湖南宝庆、衡阳的白崇禧国民党军队发起了猛烈攻势。此役打得精彩，方向精准，得益于中央军委的英明指导，林彪将军的灵活调度。
在衡宝战役取得圆满胜利之际，我情报部门尚未对战绩进行详尽梳理，未能确切掌握击溃敌军的精确数字。然而，林彪同志便迫不及待地上报，称我军已全歼第七军及四十六军的三十八师（实则仅为一团之众）。
不久，我们察觉到三十八师的敌踪依然活跃，林彪得知此事后却依旧未予纠正。他夸大战绩以邀功，即便查明真相，仍选择维持原状以维护个人面子，我深感这种行为太过不诚。
即便如此，1993年间，有人向萧克请教：“如何撰写关于湖南衡宝战役的文章？”萧克回应道：应当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记录，功绩即功绩，过失即过失，分毫厘清。
萧克言：我与林彪多次并肩作战，无论是在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抑或是第四野战军的征战中，我自认为始终对其领导表示了应有的尊敬，与其协作亦是愉快之至。
▋“九一三”事件后，下决心在军政大学彻底清除林彪“空头政治”的流毒
对于毛泽东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萧克深感困惑。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总理出于对萧克的保护，曾暗中安排他前往北京饭店避难，整整一个月。
然而，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愈演愈烈之际，萧克亦未能幸免于难，被农垦部的造反派抓至机关进行批斗。部分人甚至在他头上戴上高帽、挂上牌子，将他拉上街头进行游街。对此，萧克义愤填膺，心中不禁想起：昔日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正是动员贫苦农民采取这种手段来惩治地主豪绅，新中国成立十数年后，林彪、江青之流竟将此等荒谬之策施于革命志士之身，实乃令人瞠目结舌！
萧克回忆道：
“在那个时期，我们几位（包括王震、萧克、陈漫远）虽仍身为中央委员，却已彻底失去了发言的机会。我内心充满悲愤，却无处倾诉。除了将满腔的愤怒与忧虑深埋心底，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然而，我坚信，多行不义必自毙。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属于全体人民，它终将顺应人民的意志，按其意愿行事。”
后来，机关造反派开了批斗会。恶意诋毁萧克，称其始终与林彪持对立态度。据称，在萧克担任四野及中南军区参谋长期间，他并未尊重林彪的领导，也未与其良好协作，最终导致他被驱逐出四野部队。云云。
当有人前来查证萧克对林彪的反对态度时，萧克回应道：“在军队中，像我这样的干部，其工作分配完全由中央军委以及毛主席亲自定夺，绝非任由他人随意召唤。当时林彪尚未担任副主席一职，至于我是否应在四野和中南军区担任参谋长，这一切都需由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作出最终决定！”
1969年，林彪的一号令一经发布，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纷纷撤离了首都北京。农垦部亦不例外。萧克、陈漫远等众多部、局级干部，随后被安排至江西的云山“五七”干校。
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萧克将军于1972年1月16日重返北京。翌年四月，中央高层决定委派他前往解放军军政大学担任要职。
林彪执掌军委以来，始终以“突出政治”为口号，刻意制造军队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夸大政治的力量，认为其足以冲击一切，“突出政治”的理念因而成为构建全军指导思想的核心。所谓强调政治，实则演化为阶级斗争的实践。在如此政治氛围的压迫之下，众多指战员心生畏惧，顾虑横生，自然不敢全力以赴于军事训练。
萧克深信，军队的本质在于军事训练，否则何谈其为军队。因此，他毅然决然地决定在军政大学全面肃清林彪“空头政治”的恶劣影响，恢复以军事教学为核心的军校工作模式。他立志将军政大学打造成与南京军事学院相媲美的，能够培养文武兼备人才的全国最高军事学府，并致力于推动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
经过不懈的奋斗，萧克与唐亮等人终究圆满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长久夙愿。
有人向萧克提问：关于林彪的历史应该如何记载？萧克回应道：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足于历史真实，分明功过，恪守历史真相。他主张著史者当恪守原则，秉持公正之心，力求在赞誉他人时不增其美誉，在指责他人时亦不加剧其恶行。尊重历史，明辨功过。
晚年萧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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